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分享8篇)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 篇1

　　作为一名曾经的文科生，在高中学***学科时，《货殖列传》的选段经常出现在作业题、考试卷上，于是我便将其通读。当时只是为了方便理解相关问题的含义，并没有认真理解其含义。本学期学***国商帮这门课之后，特意去图书馆查阅数本关于《史记》的资料、解析，根据我所翻阅资料显示，此篇位于《史记》全册末尾，如今市场上有许多精简版甚至不予收录。

　　《货殖列传》出自司马迁所著纪传体通史《史记》，列传篇第六十九，是专门记叙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的类传。所谓“货殖”，是指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同时也是反映司马迁经济思想和物质观念的重要篇章。

　　从我自己的浅薄理解来看，已能提炼出市场自我调节、因地制宜、为商以仁、物质基础奠定上层建筑等朴素但十分具有预见性、借鉴意义的观念，后文会一一分析。值得一提的是，此篇中的涉猎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局限于资金流动的商业，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描画出一幅汉代初盛时期多彩丰富的市场活动画卷。

　　（一）商业道德

　　在司马迁作《史记》的时期，汉代先后流行过道家的黄老之说和独尊儒术，这两家理论中都包含了浓厚的民生仁德思想。汉代初期的风气也是淳朴宽厚，这一点在史官司马迁的笔下有着明显的体现。

　　“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所谓德，就是人的才德名望和财物。

　　太史公肯定了财物在一人的德行中的地位。这也是成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来由。一个人德道德修养十非常长期和困难的，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财产作为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善于使用和处置，也能体现一个人良好的道德品质。

　　“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

　　” 陶朱公治理产业，随机应变，不责求他人。善于经营致富，能择用贤人并把握时机。十九年期间，他两次分散重金给贫穷的朋友和远房同姓的兄弟。

　　这就是所谓君子富有便喜好去做仁德之事。作者视陶朱公为君子、为正面范本，夸赞获得商利应该去做仁德之事的行为，这也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教化与倡导。

　　（二）经商之术

　　在我的阅读分析下发现，《货殖列传》中对于商业道德与经商之道的描写叙述经常杂糅一起，很难分开。思考后觉得也十分好理解，社会多觉得商人多使用诡谲不义的手段谋取利益。但司马迁在《货》中，似乎有意为商人正名，记载了许多正当正面的经商手段。

　　有关于经商素质的要求。“白圭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

　　……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周人白圭，就是个绝好的案例。他能够敏锐地感察到市场需求的变化，能不讲究吃喝，控制嗜好，节省穿戴，与雇用的奴仆同甘共苦，捕捉赚钱的时机极其迅捷。体现了其商业天分与吃苦耐劳的精神。

　　并且他认为，如果一个人的智慧够不上随机应变，勇气够不上果敢决断，仁德不能够正确取舍，强健不能够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致富之术，始终也是学不会的。这说明，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商人，智慧、勇气、道德和坚韧都是必备的商业品质。

　　有对于经商之术的高度概括，“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富商大贾都不是有爵位封邑、俸禄收入或者靠舞文弄法、作奸犯科而发财致富的，全是靠冒着被椎杀后埋于荒野的风险去捕捉致富的机会，进退取舍，随机应变，获得赢利，以经营商工末业致富，用购置田产从事农业守财，以各种强有力的手段夺取一切，用法律政令等文字方式维持下去，致富方式的变化是有规律的，所以值得认真的学习、研究。

　　（三）商业观念

　　在我看来，《货殖列传》里体现出来的商业观念十分丰富，我把其大致分为了两类。

　　其一，中国古代一直秉持着“士农工商”的阶级等级观念，大多认为商业是末业，不是君子所从事的职业范围。即使在许多朝代，对商人也有许多限制。例如，商人只能穿黑色和蓝色的衣服，他们的后代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在《货殖列传》中，这种商业为末业的观念也有体现，例如“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作者司马迁认为经商是穷人致富的手段，但是社会风气轻贱商业，所以有的百姓世代穷苦，茫然无依。而令我钦佩的是，司马迁只是陈述社会现实，并没有主观表现出对商人或商业的歧视，而是认为有人从事如此末业也可以做得很好，其实是没有受封的王侯，“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

　　岂所谓“素封”者邪？”。“素封”，我认为是太史公对有德有才的商户大贾的高度评价与肯定。

　　其二，是我归纳的《货殖列传》中体现出来的可以具有借鉴意义的一些商业观念或精神。读完仔细思考，十分佩服几千年前先人的智慧，有些观念不仅**到了今人的现状，并且警示提点了后人。

　　譬如，《货殖列传》曾提到了如今令人痛恨的“权钱交易”。 “宛孔氏之先，……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有人到某地做生意，就先驾着马车去拜访当地的诸侯，请求庇护和行方便之利，因此家财万贯。在客观历史的角度看，这是“权力经济”体制下发展商业的必经阶段。

　　今人也应该借鉴古人的描述，认清这种虽客观存在但却是畸形的经济规律。

　　此外，让我觉得惊奇的是，《货殖列传》中有许多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与当今我们所接受的政治学、经济学原理极其相似。例如“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即，对于最普通、无权势的百姓，对于财富比自己多出十倍的人就会低声下气，多出百倍的就会惧怕人家，多出千倍的就会被人役使，多出万倍的就会为人奴仆。

　　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相互关系是由财富决定的。在具体案件中，事故似乎很多，但这是对社会的总体认识。几千年前，司马迁意识到这是常识。

　　有的将经济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人民生活图景进行比较，如“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馀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中山贫瘠，没有自然经济发展的条件。民智大多不太开化，所以骚乱滋生。

　　但却充满了商品经济发展的潜力。齐人，地域优势明显，受教育程度高，参政意识强，个性发展不易为集体牺牲。这种世界风格的对比与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情况非常一致。历史的发展似乎总是遵循同样的螺旋规律。

　　而我认为最能体现朴素唯物主义的一句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库充实了，百姓才能懂得礼节，衣食丰富了，百姓才知道荣耀与耻辱。孔子与历代帝王所推崇的周礼儒道，都只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

　　只有保障了经济和民生，国家和社会的礼仪体系才能得到很好的落实。这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不谋而合，这种思想真正钦佩先辈的洞察力。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 篇2

　　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至今已经有2100多年了，可仍然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货殖，即经商，做买卖，靠贸易以生财求利之意。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司马迁详细地介绍了汉代及其以前有货殖的种种情况，如商贾怎样致富，各地有什么货物，以及经济状况怎样影响人民的生活，形成什么样的社会风气等。它是关于古代社会经济的重要文献。

　　本文主要论述了货殖的重要性及其不得不然的道理。它说明为积累财富而努力发展生产和贸易，对于改善人民生活，形成好的社会风气和巩固国家统治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并指出不断发展生产和贸易是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司马迁很早就能够注意社会的经济生活，并且清楚地认识到发展生产、交换贸易和积累财富等等的重要性，反映了他的卓越的经济思想，这是十分可贵的，很值得重视。

　　文章一开头就否定了老子所设思的理想社会，老子说：“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司马迁认为：这种理想美好的情形，不能光靠教化，也要靠发展经济。

　　人是讲利益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你看，大家热热闹闹地、高高兴兴地、忙忙碌碌地云集又离散为了什么？还不是实惠。你光空头政治行吗？农民种地，人们就有饭吃，工人做工，就会有生产日用品、矿山、铁路、高楼，商人经商，货物就流通，市场经济下，价格自动调节，比如，今年大蒜贵了，明年种蒜的就多，猪肉贱了，喂猪的就少了，南方的菜贵了，其他地方的菜就流向南方。北方的劳动力稀少，劳力就开到北方，并没有人强迫和组织他们这样做，这就是司马迁说的“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文章还谈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在这里，司马迁虽然过分强调了财富对道德的影响，而他的见解也不无道理，有饭吃，生活幸福，出去做盗贼的就少，从小不教育，没能力抚养，不学好的可能性就大，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如果我们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的.需要，加以教育，宣传道德的榜样，社会就会长治久安。

　　文章据事论理，颇能服人；结构谨严，层次分明；语言精美，明快畅达，时而援引经典，时而征引民谣，雅俗并用，不仅论理性强，且亲切自然，活泼生动，故虽属说理文章，读来亦颇觉有味。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 篇3

　　太史公作《货殖列传》，不拘泥于时，驳斥儒道两大家有关经济问题的观点，大胆提出人类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字字铿锵，掷地有声。“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无论多美好的志向都得有实现的基础，财富，在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人生的资本。

　　自从商业产生以后，贫富差距渐渐出现，同时因为有了差距，便生出许许多多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作为以农为本的国家，古代中国一直到了清朝还在压制商业活动，商人们承受着来自朝廷和社会各个方面的阻挠与压力，可以说，一个成功的商人的创业历程真的`是步履维艰。士农工商中，商为最下等，其实各个阶级都要养家糊口挣取银钱，只是收获渠道不同，收获数量也不等。皇家贵族子弟生下来过的就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双手不沾一点腥土，整天跟着先生念叨仁义礼智信，之乎者也，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每每这些“贵人”不开心的时候，一个巴掌抡过去，挨打的小奴仆低头含泪，以头抢地，可怜兮兮地捂着一边打红的脸：“奴才该死！”同是人，贵贱就这么给划分明了，你，穷人家的孩子，就是受欺负被奴役的命。富人家是有自己的烦恼，他们担心的也许是明天去哪里游玩，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而众多吃穿无着落的穷人们还在忍受着饥饿侍弄那几亩租田，用一句俗语来形容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财大气粗”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钱，本身是的确没有什么价值的，如果，我们的祖先把土块当做“钱”来换吃换喝的，那么现在的土块就不是被小孩子和泥巴的玩意儿了，当然，我只是打比方而已。况且为富不一定就是不讲仁义的人，正所谓国富民强，同样的道理，家富了亲人也不用受人冷眼，遭人欺负。骨气不是穷人的专属名词，富可敌国是一种本事，家徒四壁就算清高吗？可知道“贫贱夫妻百事哀”？两袖清风，只是说明你不愿陷于泥淖之中，换一种说法，就是保身之法，避免以后因此落个骂名。在生财之道这个方面，到底是差那么一些。现在的我们一无所有，靠的是父母资助，上大学最直接的目的便是将来找到一份好工作，过上一份富足的生活，而不是整天烦恼于明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也许又会有人批评我们现在的大学生也钻到钱眼里了，试问，没有这样的物质基础，我们要抱着书本去呼喊越穷越光荣吗？

　　我不是一个拜金主义者，不会忘记自己的责任，只是，我们应该正视金钱这个问题，追求财富并不是可耻的事情，付出劳动就应该得到回报。赡养父母，抚养子女，是我们应尽的责任，而尽责的基础是你有这个经济实力，如果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你凭什么来让自己的亲人在最起码的日常生活中过得无忧无虑？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 篇4

　　《史记货殖列传》是一篇极有政治、经济价值的文章。

　　商人，在中国古代常常是被压制、歧视的一个阶层。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士大夫以道德君子自居，对商人不屑一顾。司马迁却能给他们列传，肯定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赞赏他们的才智。更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对人的逐利之心给与肯定，认为这是人的天性。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社会风气宽容、自由、开放。所以能培育出司马迁这样自由的思想家。

　　《货值列传》的一开篇，司马迁就引用了老子的一段话：”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明显，司马迁是反对老子的观点的。他说这是”堵塞人民的耳目“，是行不通的。司马迁说的还算客气。我倒觉得这是一种愚民的政策。至于其中的”邻国相关，老死不相往来“，让人想起了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清朝有康乾盛世，社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排斥外界、自我封闭，施行”闭关锁国“，带来了严重的'恶果。

　　第二段中，司马迁讲述了人的各种欲望。并表示道德教化是不能压制人的欲望的。所以，司马迁主张顺其自然。司马迁认为”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可惜，后来的统治者，采用的都是下策。比如重视道德教化、用典章制度束缚民众等。各种道德、各种规章制度束缚了人的思想，使得社会长期停滞不前，以致于最后远远的落后于西方。

　　司马迁说，”人们各自以自己的才能来行事，竭尽自己的力量，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品价格低廉，商人就会把商品销售到可以贵卖的地方；物品价格昂贵，商人就会从价格低廉的地方运来销售。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们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他们不待召唤自己就赶来，物产不须征求而百姓们自己就生产出来。“这其实是在论述”市场“这一无形之手的巨大力量。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就能了解”市场“的作用，并具备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思维，实在是让人吃惊。

　　司马迁对于人的逐利之心，给与了肯定。他说：”求富，是人们的本性，用不着学习，就都会去追求。“对这种逐利天性的肯定，具有巨大的意义。《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认为，人人追求自己的私利，能够极大的促进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繁荣。可惜后世的中国越来越重视道德教化，轻视人的逐利之心。

　　司马迁后来遭遇凄惨，被汉武帝处以宫刑。这是一位专制独裁君主对一位自由思想家的残酷迫害。汉武帝这样的独裁君主，最热衷的是权力，最痛恨的是自由。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置内朝，收回大臣权力。这些专制君王对思想的控制、对绝对权力的追求，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而司马迁这样的自由思想家，是中国最宝贵的财富。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 篇5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提到的第一个人物就是太公望，太公望即姜太公。姜太公姓姜名尚，因其先祖曾经担任四岳之官，传说在尧、舜时掌管四时，主持方岳巡守，辅佐夏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吕地，也有封于申的。封于吕的，随封地姓吕，所以，身为姜氏后人的姜太公又姓吕名尚。传说姜太公出生后，家道并不好，已经衰败，所以，为了混口饭吃，他做过屠户，卖过酒水，大半辈子处于浑浑噩噩，碌碌无为的状态。史书对此记叙也很简单。

　　那么，司马迁为何一提到姜太公便称之为太公望呢？原来，这与大家所熟知的“姜太公钓鱼”的故事有关，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也有所记载。姜太公晚年垂钓于渭水，西伯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外出狩猎前让人算了一卦，卦辞说“你这次出去狩猎，所获猎物非龙非螭，非虎非熊，所得而是成就你霸业的辅臣。”于是西伯外出狩猎，果然在渭水河南岸遇到姜尚，经过一番交谈，西伯很高兴自己遇到了高人，就说：“自从我国先君太公就说：‘定有圣人来周，周会因此兴旺。’说的就是您吧？我们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因此称姜尚，即吕尚为“太公望”，二人一同乘车而归，尊为太师。

　　对于姜太公遇文王，《史记》中还有其他说法。

　　有一个说法是说他博闻多学，曾为商纣王做事，因商纣王无道而离开，然后到各国游说，结果怀才不遇，没人听他的治国之道，最终西归于周西伯，为西伯所用。

　　还有另一个说法是说姜太公是位隐于海滨的处士，周西伯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时，西伯之臣散宜生、闳夭久闻姜尚之名，就召请他。姜尚就言说道：“听说西伯贤德，又一贯尊重关心老年人，何不前往？”此三人为了营救西伯，寻找美女奇宝，献给纣王，以赎取西伯。西伯因此得以被释，返回周国。

　　虽然姜太公遇文王传说各异，但都认为他是文王武王之师。这几个传说，孰真孰假，不得而知。但是，后世的人们更喜欢姜太公钓鱼这一说法，并赋予它更多的传奇色彩。

　　不管怎么说，姜太公遇文王，肯定有一番对话。对文王西伯来说，有个识才过程，对姜太公来说有个展示胸中韬略机会的过程。在古兵书《六韬》中可以读到二人对治国之道和军事韬略的精彩对话。尽管不少后人对《六韬》是否为姜太公所作提出不少质疑，但在历史上，姜太公辅佐周文王、周武王，为建周室王朝立下天大之功是不争事实，而且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较为记载了他辅佐文王、武王的几件大事，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通过“牧野之战”，帮助武王伐纣，建立了周王朝。

　　在殷朝纣王时期，西周建立之前，大小诸侯便有八百余个，周在文王西伯初期还是个不算出名的诸侯国，所以，姜太公何来雄才大略，不管是《吕氏春秋》，还是司马迁的《史记》，都未做详细叙述，这也就难怪对武王伐纣以前的历史记载语焉不详，多为传说了。

　　姜太公因其大功而被封于齐地营丘，为齐国开国君王。为此，《齐太公世家》记载道：“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由此可知，姜太公为齐王，定都营丘，在政治上“修政，因其俗，简其礼。”即根据当地风俗，简化了繁琐的旧礼制，来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在经济上“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结果是“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在《货殖列传》则进一步详载到：“故太公望封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辏，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也就是说，姜太公被封于营丘，当上齐国国君，看到所封之地是盐碱地，不能生产什么粮食，人口稀少而又穷困，他因地制宜，劝女人们纺织刺绣，极尽工艺技巧，同时让人们贩运鱼盐增加收入。正是因为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了人与地域的独特优势，各国的人财物都汇集到齐国，“繦至而辐辏”，结果齐国一派繁荣：“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 篇6

　　我在课余时间看了货殖列传，在该列传中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不以人们意志转移的客观过程，因此，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史记中影响最深刻的是，两大著名商业家计然和白圭。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关注。而我们的投资人则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人们都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律。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下手。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

　　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了更伟大的思想，计然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

　　计然和白圭认为经商一定要利用，“时用”关系，“时用”关系指的是，人们需要某个商品的时间和这个商品处于充足的时间不是同一时间，东西多时大家往往不需要，价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时东西往往不足，商人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在供给充足价格下跌是买入，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自然会出现东西少，大家又要用，价格高的情况，这时商人就卖出。凌通认为“时用”变化其本质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时间或空间商品的供需关系不一样，从而导致价格不一样，来获取利益。在两位大商业家眼里，价差是时间创造出来的，价差是时间的函数，时间是价差之母。

　　在一个极端的困境中，极端的抛售中，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然后等待时间的推移，创造出新的供需关系和价格，自然会挣钱。不要试图在某个低价买入后，次日就获利，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么具体的利多才买入，那是已经晚了。在极端的困难和极端的悲观，极端的抛售和极端的利空情况发生时，就是最佳的买入时机，而时间逐步推移之后利多自然会出现。根本就不需要投资人去寻找、去发现、去预测什么利多，只需要投资人等待！这是商业和投资的基本规律也是凌通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的心得。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 篇7

　　昨从小阿姨那拿来了因房屋拆迁而寄存在她家的一袋书，发现了其中有一本《史记》。鉴于现今中国有很多专家教授在研读《史记·货殖列传》，欲从中国史学大家司马迁那汲取古代中国的商业社会发展经验。于是我也仔细读了一遍，深有所感。

　　士农工商，商排最末，本篇亦可说是排在最后（实际位置是倒数第二，但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可见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发达农耕文明的国家是如何蔑视商品经济的。尽管如此，古代中国仍然发现了至今仍是天道的商业文明。“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完全展示了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和市场经济情形；“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这些都适用于现今瞬息变化的市场，综合分析各种信息，果断追随市场脉搏；“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正如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所言，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工作既是修行，什么事都要用心去做。

　　在我的上一篇随感中论及了“富”这一话题，感觉自己多是从心理上去感受生活的满足感。太史公则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去论述：“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真是一针见血，刺破我辈面皮啊！女的嫁给自己父辈年纪者现如今比比皆是，男的则家无余财可偏要买车去装出一副“富贵容”。这一切虽说是病态，到底可能还是符合人性天道的吧。

　　“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句话有种《道德经》里“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的意味。一户人家生活条件好了，下一代就会贪图安逸，家境贫寒就会出去闯荡、去冒险。再加上“风险与收益成正比”的天道，他们就有可能发横财而变富。历史的轨迹何尝不是如此呢？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又有山川、长城阻隔外族侵袭，于是乎与外界不通独自过上了自给自足、安详舒适的生活。西欧则地势平坦，屡遭他族迫害，自身经济有不好，最后被迫走上了海洋之路，使得现如今英语成了世界语言，蹂躏中国的儿童、少年直至老年人。如果明朝在派出郑和下西洋时，中国国内有“饥馑之患”，急需海外贸易补贴家用，那么说不准就是中国发现了美洲大陆，发现地球是圆的。如果中国国内人民无法生存，中国人再去移民他乡，那么现在我们出国就像出省一样讲普通话，那该有多好啊！

　　可是历史没有“如果”，历史正随着我写下每一个字时循着天道一往无前，不曾回头……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 篇8

　　近年来，我一直在宣传一种观点，中国搞市场经济在技术上对资本主义的经验有借鉴，但作为制度道路的选择不能简单理解为是学西方的，更不能认为是西化。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从古代传统商品货币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古代传统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思想并不首先产生于西方，却是在东方古国——中国。这两天我又一次认真研读《史记·货殖列传》，对上述观点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两千多年前，西汉思想家、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明确批判了“重农耕轻商贾”、“重本抑末”的落后经济思想，主张“农工商虞”并重，提倡发展商品生产，鼓励商品交换。单“货殖”二字就再清楚不过地体现了他的这个思想。史太公说：我们国家资源雄厚，物产丰盛，这是人们的生活源泉。“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他说：人们利用市场规律低进高出，以求盈利谋生，各自努力经营本业，发展社会经济。他还引用《周书》的话，说明为繁荣经济就要鼓励分业经营。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吃的、穿的、用的——老玺注）绝，虞不出则财匮少。”他总结介绍了越王勾践用范蠡等人的计策，凭借物价、税收等经济杠杆调节社会经济，取得了极大成功的经验。史太公还精辟论述了经济与政治、与道德、与民风的关系。说：“仓廪实而佑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说明“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他还说，富人也好，穷人也好，他们营商出于私利，但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过程，使社会经济发展了，这应当看作是贡献。不是常说“发展是硬道理嘛！”所以，他主张政府对商品经济的态度应当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就是说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其次是因势利导。再其次是加以教育。再其次是用法律和规章制度使其规范化。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

　　此外，《史记·货殖列传》通过总结经济事业发达地区和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在发展经济方面的业绩与经验，论述了大量关于商品经济和市场运行法则的理论与实践。其中包括诸如开发利用资源，提倡产业分工，以及商品经营、商业营销方式与策略等有极高理论价值的思想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还需要说明一点，这些思想比西方世界最早期的经济启蒙思想家们的理论还要早一千多年。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市场经济体制获得迅速发展，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局限性，又使他们不可避免地遇到不可克服的前进障碍与困难。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从三十多年前起实行改革开放，摒弃了计划经济模式，走上市场经济轨道，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尽管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还不很完善，但已经成功地运用市场经济机制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成功的典范。

　　现在，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在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建设上，都面临着许多同样的矛盾和问题，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我们一定要认清形势，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建设，尤其是新的市场经济制度、法规和市场运行秩序的建设。为人类和平发展事业做出中国人应有的贡献。